在初步研究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政府兜底的作法后，我觉得，这种政府兜底的作法只能是过渡措施，不宜作为中长期战略而提倡。

中国进军海外的企业，目前只能说是大，根本谈不上强，问题就出在企业没有独立的风险意识，赚了钱企业内部分，赔了钱国资买单，也就是全国人民买单，自己一分不少拿，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企业就像没断奶的婴儿，是永远强壮不起来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提出的空调设计成本增加按合同规定不属于变更，这种成本增加完全是由承包商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因为气象资料是可以获得的，麦加炎热干燥，常年温度在40℃至50℃左右，地表温度超过60℃，按38℃进行空调设计让人不解，这是一个中学生也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

国有企业为中铁建买单，其他上市公司和私营企业怎么办？这对没得到国资补贴的企业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理解显然片面，对运营能力的国际通行理解是整条线路上的载客能力，假如合同规定设计运营能力是每天一万人次，那35%运能当然就是3500人次，而不是完成全长18.06公里的35%的路段，也就是完成6.321公里。例如，EPC合同雇主对承包商干预较少，而在由雇主设计的建筑工程中，承包商代表（项目经理）的任命和暂时离开工地，都要得到监理工程师的批准，而EPC合同雇主对承包商代表并不过问，雇主关心的不是过程，而是最终拿到想要的工程。变更是雇主的权利，但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中国海外承包的建筑工程主要分布主要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这些缺乏欧美建筑商竞争的地区，如果能规模化进入欧美建筑市场，那才是中国建筑业做大、做强的表现。

据2010年11月14日南非报纸《The Sunday Times》的报道，南非警察在开普敦和德班逮捕了16名中国员工，他们在被法院审判后将被驱逐出境，四年内不得重新入境。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合同文件某些条款产生歧义，雇主会与承包商协商，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则雇主可发出指示，承包商对此指示必须遵守。实际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改革的推进，我国劳动工薪近年来已进入加速通道，并正在引起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深刻变化。

国企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赢利和积累与企业高管没什么关系。况且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寡头经济，国企包括央企的产权可以很容易分掉，但在全球化竞争中中石油、中移动这样中国的行业巨头必然要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东家。而市场经济是波浪式不平衡发展，行业和地区差距自然会有拉开的过程。考虑到这个因素，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宽口径比重又会显著下降。

因此，简单废掉国企，也许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但说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肯定是骗人的。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略大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小于发展中国家，属于市场经济的正常状况。

这个说法多少有一定的道理。统计数字对农民务工收入的低估，不仅表现在统计遗漏上，还表现为计量标准。主要家庭财产就是价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是所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相同的收入结构安排，它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调剂和缩小地区差异。

随着地区成本差异的扩大，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必然吸引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从而使收入差距收敛。问题是所有企业赚钱，都是从消费者那里来的。其三，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小，确实并不等于国企的收入分配公平。民企老板身家数亿乃至百亿，只要没有违法违规，人们不能说分配不公。

同时，由于一般说来，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再分配往往更倾向于削富济贫，所以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再分配比重大的，一般会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和贫富差距。首先，是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别，并不是居民最终净所得的高低之别，更不是扩大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之别。

垄断性央企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加剧了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无法说国企比其他类企业更会与民争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也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当时城乡财产差别不大。小政府是让国家拿少些、少干预，居民收入表面上比重高，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开支也大。按一些人计算的全社会最宽口径也还是30%多，与30年前比总体上看变化不大。中央国企消失了，但我们仍然必须长期与各经济领域的寡头企业为邻。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正确统计口径，即工薪收入或雇员报酬占GDP的比重去计算，我国工薪收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并未下降，而是一直在稳定上升（见表一）。

正如市场经济中行业收入差异会或迟或早导致劳动供求关系改变，以至于到一定阶段低端劳动也会因供给不足而持续上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属于正常偏低，并不存在财力过度向中央集中的问题（见表二），相反，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力不正常的低比例作为标杆来说明今天中央财力集中过度，反而是搞错了基准。

地区收入差异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离开财富积累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只就收入的分配做文章，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解决不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小政府和大政府的边界和优势，西方国家中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他们现在的工薪收入和城镇同等素质的劳动力收入在市场化的领域已经基本相同。

同时，正如一些国际分析人士指出的，不考虑地区生活成本差异，简单地把大都市的高工资与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的低工资收入相比计算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的。但应当说从整体上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政府承担的保险、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用事业的责任增多，政府开支的规模呈现变大的趋势，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而下降了。同样级别的官员，从政府部门调到国企，收入马上就飙升10倍，政府官员说起来也是愤愤不平，这自然也是巨大的不公平。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中立的观察和研究都已指出，如果中国这些年来可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都不缩小反而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就打破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在这个发展转变中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

看不到这个主因，仅仅在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上绕圈子，显然就会偏离解决问题的主攻方向。而打工仔一个月只挣一两千元工薪，不干可以走人，也没人能够埋怨上千倍的差距不公平。

因此在私营企业的纯收入中，多少是业主作为企业家的劳动和管理能力报酬，多少是其他要素的贡献，是区分不了的。但是今天，绝大部分非城郊农民的全部财产一般在10万元以下，而城镇居民通常为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这成为城市化即农民变为市民的最大鸿沟，也是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主因。

忽略人力资本的差异，简单地用粗工的收入去和社会平均报酬乃至高端行业报酬去比，强调所谓差距，应当说是误导性的。民企高管为老板赚钱，拿几千万工薪奖金，老板愿意给，别人眼红也没用。

7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导致地方收入不足被迫去搞土地财政，是收入分配关系失调的重要环节。国际上只有劳动（工薪）报酬而无劳动者报酬的统计范畴。最后，把贫富差距问题转换到政府或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问题，主要是依据数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十来年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直线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一直下降。综上可见，目前流行的多数关于收入分配的意见都并不正确，那么，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的真正原因何在？行政垄断的制度歧视、权力垄断的巧取豪夺、资源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严重扭曲的税收体制，以及灰色收入的幌子下隐形违法收入的全面泛滥，是中国社会贫富急剧分化的真正主因。

因为今天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可以说人人都是劳动者。地区性发展程度和收入差异更明显地表现出周期性波浪发展的特点。

（作者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这样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表现得并不高。

你有一个卖别人的地，赚自己的钱的机制，当然越富裕从而土地越值钱的地方，就越有搞土地财政的动力。同时，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国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